請示報告製度既是黨的一項重要政治紀律、組(zu)織(zhi)紀(ji)律(lv)和(he)工(gong)作(zuo)紀(ji)律(lv)，也(ye)是(shi)黨(dang)的(de)領(ling)導(dao)製(zhi)度(du)的(de)重(zhong)要(yao)組(zu)成(cheng)部(bu)分(fen)。作(zuo)為(wei)馬(ma)克(ke)思(si)主(zhu)義(yi)政(zheng)黨(dang)，中(zhong)國(guo)共(gong)產(chan)黨(dang)始(shi)終(zhong)重(zhong)視(shi)請(qing)示(shi)報(bao)告(gao)製(zhi)度(du)，並(bing)且(qie)根(gen)據(ju)不(bu)斷(duan)變(bian)化(hua)的(de)革(ge)命(ming)、建設和改革形勢，積極探索、jianlijianquanqingshibaogaozhidu。xinminzhuzhuyigemingshiqishiqingshibaogaozhidudezhaoshijizhengshiquelijieduan，duizheyishiqidangneiqingshibaogaozhidudexingchengyufazhanzuochuquanmianshenrudeshulijifenxi、總結其曆史經驗，具有重要意義。
請示報告製度的醞釀摸索
在成立初期，中國共產黨就意識到請示報告工作的重要性。黨的二大通過的《中國共產黨章程》，在第四章對黨員被開除的後續問題做了規定：“地方執行委員會開除黨員後，必須報告其理由於中央及區執行委員會。”（《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（1921—1949）》第1冊，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168頁）zhebujinshiwomendangdiyicicongdangzhangcengmianjiujicengdangzuzhijianshetichudejilvyaoqiu，erqiemaichuledangneiqingshibaogaozhidujianshedediyibu。dangdesandazhongshenlezhexieyaoqiu，bingcongdangyuanchengfen、數量、質量以及黨的紀律等方麵要求各級執行委員會嚴格報告這些問題。
黨的三大召開以後，國共合作進一步加快。為了更好地了解各區級黨組織的工作進展情況，1923年11月通過的《教育宣傳問題決議案》要求各地在組織政治講演、政治討論等以後，要將以上情況“每月報告中央教育委員會”（《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（1921—1949）》第1冊，第355頁）。這對當時各區級組織加強政治建設發揮了積極作用。但是，仍有一些地方黨組織不報告，有的報告則過於簡略。對此，1924年5月通過的《湘區報告》強調，“現接中央通告，以後本區同誌往他區及他區同誌來本區與本區各地方同誌之調動，均應先報告區委決定”（《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（1921—1949）》第2冊，第44頁）。同年11月，毛澤東同誌簽發了《中央通告第二十一號》，就黨務等工作的報告情況提出了明確要求。例如，“委員會或組長，至少一星期應向中央作報告一次，報告一星期內所做工作”（《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（1921—1949）》第2冊，第164~165頁）。
黨的四大以後，為了加強對各級黨組織建設的指導，1925年2月，中央對各組織提交報告的內容、時間等問題作出了規定。1926年2月的《中央通告第七十七號》不僅重申各級黨組織須按時向中央報告工作，而且對報告的內容作了區分，將報告分為政治報告、部(bu)門(men)專(zhuan)項(xiang)工(gong)作(zuo)報(bao)告(gao)和(he)不(bu)定(ding)期(qi)報(bao)告(gao)三(san)大(da)類(lei)型(xing)。當(dang)時(shi)，各(ge)地(di)農(nong)民(min)運(yun)動(dong)進(jin)入(ru)高(gao)潮(chao)，但(dan)是(shi)，不(bu)少(shao)地(di)方(fang)很(hen)少(shao)及(ji)時(shi)向(xiang)中(zhong)央(yang)報(bao)告(gao)農(nong)民(min)運(yun)動(dong)情(qing)況(kuang)。即(ji)使(shi)作(zuo)一(yi)些(xie)報(bao)告(gao)也(ye)大(da)多(duo)是(shi)梗(geng)概(gai)或(huo)者(zhe)籠(long)統(tong)地(di)講(jiang)些(xie)空(kong)話(hua)。為(wei)此(ci)，1926年8月發布的《成立農委發展農民運動並定期報告農運工作》明確要求：“以後各區各地，每月至少應將農運工作情形專門報告於中農委一次，其臨時發生之鬥爭亦應隨時報告！萬不得有誤！”（《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（1921—1949）》第3冊，第351頁）在農民運動過程中，如何及時發現並解決貧農與地主之間的矛盾和衝突，也是中央高度關注的問題。對此，1927年6月發布的《中央通告農字第五號——農運策略》要求各級黨組織在推動農民運動過程中掌握正確的策略，並將運用策略的情況及時報告中央。
congzhexielishiziliaodesoujizhenglilaikan，jinguanzheyishiqiyouxiebaogaodeneirongbijiaojiandan，qingshibaogaogongzuoshangchuyumosuojieduan，danshi，zaijiandangzhichu，womendangjiuyishidaobaogaodezhongyaoxingbinggenjugemingdouzhengdexingshijishigenjinhetiaozheng，bujinshunyingledangshigemingdouzhengdexuyao，weidangdejianshetigongleyoulizhicheng，erqieweihouxuxiangguangongzuodezhiduhuadiandinglezhongyaojichu。
請示報告製度的基本形成
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，黨的組織形式和活動範圍發生了深刻變化和重大轉變。為了改進和加強黨的宣傳、組織工作，1928年10月(yue)黨(dang)中(zhong)央(yang)先(xian)後(hou)發(fa)布(bu)了(le)關(guan)於(yu)黨(dang)的(de)宣(xuan)傳(chuan)鼓(gu)動(dong)工(gong)作(zuo)和(he)黨(dang)的(de)組(zu)織(zhi)工(gong)作(zuo)的(de)第(di)四(si)號(hao)和(he)第(di)七(qi)號(hao)通(tong)告(gao)，分(fen)別(bie)就(jiu)宣(xuan)傳(chuan)和(he)組(zu)織(zhi)工(gong)作(zuo)的(de)報(bao)告(gao)作(zuo)出(chu)了(le)規(gui)定(ding)。其(qi)中(zhong)要(yao)求(qiu)：“meigeshengweijiedaocitonggaohou，yinglijitichutaolun，binggenjuguoqujingyanyuxianzaixuyao，zuoyiqieshidexuanchuanjihua，jijiaozhongyang，bingjiangguoquxuanchuangongzuozhuangkuangxiangxibaogao。”“以後省委應督促各級黨部做組織報告，每月整理向中央作單獨組織報告一次。”（《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（1921—1949）》第5冊，第678頁）為防止報告工作流於形式，同年10月發布的《中央通告第七十三號》指出，“各省對中央的報告過於簡單、零碎，因此中央無法知道各地實際情形，即無法給各地以正確的指導……如無詳細報告，中央即停發經費”（《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》第8卷，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237頁）。1928年11月，毛澤東同誌撰寫了《井岡山的鬥爭》，向中央全麵報告了當地的基本情況，並提出了要請示和解決的問題，這成為請示報告製度的典型範例。
1931年11月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建立。為加強蘇維埃政權建設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《關於建立報告製度問題》的通令，從報告的時間和層級等方麵對報告製度作出了詳細規定。比如，要求各級蘇維埃政府要建立下級向上級經常作報告的製度；鄉政府向區政府、區政府向縣政府，均需按上述層級每月作一次口頭報告和書麵報告；縣政府每兩個月向省政府作書麵報告一次，每三個月作口頭報告一次；shengzhengfumeisangeyuexiangzhongyangzhengfuzuoshumianbaogaoyici，meisigeyuezuokoutoubaogaoyici。ruyulinshiwenti，zeyaojishibaogao。zhexieyaoqiujiaozhiyiwangmingxiangengjiaxihua。
全民族抗戰爆發後，為了保障黨的集中統一領導，特別是著眼於解決一些地方的基層黨組織“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不遵照中央的政策和指示，事前不請示、事後不彙報”的情況，中央軍委於1937年10月成立了總政治部，並要求所有八路軍、邊區部隊等“將部隊重要政治情報書麵報告，如組織統計幹部的履曆等”（《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（1921—1949）》第14冊，第569頁）。隨後，《關於建立政治工作報告製度的指示》要求各級部隊機關每七天向上級機關報告一次政治、紀律以及地方工作等方麵的情況。但是，隨著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，一些地方黨組織和部隊出現了不請示、不報告的情況。這不僅影響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，而且不利於團結抗敵。為此，1939年3月，八路軍政治部發出了《關於建立報告製度的通知》，不僅規定了報告的時間要求，而且就報告的性質、內容和注意事項作出了詳細說明。與此同時，中央政治局於1939年8月作出了《關於鞏固黨的決定》，要求“各區黨委每月向中央報告一次關於鞏固黨工作的執行情形及其經驗”（《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》第8卷，第521頁）。
1941年7月，中央政治局作出了《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》，進一步要求“各個獨立工作區域領導人員，特別注意在今天比任何時候更需要相信與服從中央的領導”（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》第13冊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146頁）。與以往有很大不同的是，這個決定將請示報告製度上升到黨性的高度來認識並提出要求。為進一步鞏固這項製度，1942年9月，中央政治局又通過《中共中央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係的決定》，繼續強調這一問題：“在解決新的原則問題及按其性質不應獨斷的問題時，不向上級和中央請示，都是黨性不純與破壞統一的表現。”因此，“gegenjudilingdaojiguanzaishixingzhengcejizhidushibixuanzhaozhongyangdezhishi。zaijuedinghanyouquanguoquandangquanjunpubianxingdexinwentishibixuqingshizhongyang，budebiaoxinliyi，zizuojueding，weihaiquandanglingdaodetongyi”（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》第13冊，第433~434頁）。
youcikejian，zheyishiqidangduiqingshibaogaozhidudetansuojuyousangexianmingtezheng。qiyi，shiyonglingyubuduantuozhan。qingshibaogaozhidubujinhangaidangdegejizuzhizhijian，erqiezhujiantuozhandaozhengfuhejundui。biru，1932年1月、1937年8月、1937年10月、1939年3月、1941年7月(yue)，中(zhong)央(yang)軍(jun)委(wei)總(zong)政(zheng)治(zhi)部(bu)先(xian)後(hou)從(cong)不(bu)同(tong)層(ceng)麵(mian)就(jiu)軍(jun)隊(dui)的(de)請(qing)示(shi)報(bao)告(gao)問(wen)題(ti)作(zuo)了(le)規(gui)定(ding)。其(qi)二(er)，製(zhi)度(du)雛(chu)形(xing)初(chu)步(bu)顯(xian)現(xian)。雖(sui)然(ran)這(zhe)一(yi)時(shi)期(qi)請(qing)示(shi)報(bao)告(gao)製(zhi)度(du)尚(shang)未(wei)正(zheng)式(shi)確(que)立(li)，也(ye)沒(mei)有(you)形(xing)成(cheng)穩(wen)定(ding)的(de)製(zhi)度(du)框(kuang)架(jia)，但(dan)是(shi)其(qi)基(ji)本(ben)輪(lun)廓(kuo)已(yi)經(jing)初(chu)步(bu)形(xing)成(cheng)。其(qi)三(san)，與(yu)黨(dang)的(de)政(zheng)治(zhi)建(jian)設(she)更(geng)加(jia)緊(jin)密(mi)關(guan)聯(lian)。《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》《中共中央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係的決定》等，站在黨性的高度來要求各級黨組織加強請示報告製度建設，彰顯出更加鮮明的政治屬性。
請示報告製度的正式確立
解放戰爭時期，針對有些地方仍然存在“事前既不請示，事後又不報告”的情況，黨中央提出了更加明確的要求。在這個過程中，1948年1月毛澤東同誌起草的《關於建立報告製度》的黨內指示具有典範價值。雖然它隻有1100多字，但是對請示報告製度的主要內容、撰寫方法、時間頻率、責任主體等要素作了詳細的規定。比如，要“由書記負責（自己動手，不要秘書代勞）”。在內容層麵，包括：“該區軍事、政治、土地改革、整黨、經濟、宣傳和文化等各項活動的動態，活動中發生的問題和傾向，對於這些問題和傾向的解決辦法。”（《毛澤東選集》第四卷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1264~1266頁）在報送時間及署名等方麵，“規定的寫報告時間（逢單月的上旬）恰在作戰緊張的時候，則可提前或推遲若幹天，但須申明原因。其中關於政治工作部分，由該軍政治部主任起草，經司令員、政治委員審查修改，並且共同署名”（《毛澤東選集》第四卷，第1266頁）。1948年3月，黨中央又發布了《關於建立報告製度的補充指示》，更加詳細地規定了中央局、分局、前委需要報告的主要問題和方式。6月，中央對宣傳工作中的請示報告問題作出了專門規定，要求“其屬於地方性局部性的言論，在由縣委、市委起草直至中央局分局止的各級黨委之間，亦應執行上述同樣的原則，即凡新的和特別重要的宣傳，均應向上級黨委請示”（《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（1921—1949）》第25冊，第333頁）。隨後發布的《各中央局、分局、前委應向中央報告的事項》，對稅收政策、部隊新增人員數量及編製等領域的問題如何報告作了詳細規定，進一步拓展了請示報告製度的領域、範圍。
1948年9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《關於各中央局、分局、軍區、軍委分會以及前委會向中央請示報告製度的決議》，對哪些事項必須事先請示並得到批準後才能付諸實施、哪些事項必須事後報告中央審查等均做了明確規定。比如，這個決議的第三部分的第七至十二項，主要規定了各地向中央報告的事項、報告程序和執行程序，哪些人應該報告、報告時有困難該如何處理、如何通過電報、電台或書麵報告等形式向上級組織報告，有些條目甚至對如何寫報告、如何請示等寫法、內容、態度、篇幅等問題作出了詳細規定。正因如此，這個決議堪稱這一時期請示報告製度的綱領性文獻。
為了確保請示報告製度在各級黨組織、軍隊等領域得到嚴格執行，中央要求所有區黨委、地委、小軍區、軍分區、地委三級政府黨組、三級黨報委員會，五萬人以上的城市市委、市政府以及市軍事機關黨組，都要嚴格對照執行，並開會檢討請示報告製度的建立執行情況。據此，華北局、西北野戰軍政治部、第四野戰軍先後作出報告。自此，請示報告製度在全黨全軍得以正式建立。
總體上看，這一時期請示報告製度得以正式確立，並呈現出兩個特征。其一，製度要素基本形成。《關於建立報告製度》《關於各中央局、分局、軍區、軍委分會以及前委會向中央請示報告製度的決議》等，都對請示報告製度的主要內容和程序等作出了詳細規定。其二，強調“執行”的政策指向明顯。比如，1948年8月，中央先後發布了《中共中央、軍委關於嚴格執行向中央作指示報告製度的指示》《執行報告製度的重要性》等(deng)，對(dui)嚴(yan)格(ge)執(zhi)行(xing)請(qing)示(shi)報(bao)告(gao)製(zhi)度(du)的(de)必(bi)要(yao)性(xing)和(he)重(zhong)要(yao)性(xing)作(zuo)出(chu)了(le)明(ming)確(que)說(shuo)明(ming)，並(bing)對(dui)不(bu)執(zhi)行(xing)的(de)地(di)方(fang)提(ti)出(chu)了(le)嚴(yan)肅(su)批(pi)評(ping)，要(yao)求(qiu)堅(jian)決(jue)克(ke)服(fu)。也(ye)正(zheng)是(shi)在(zai)這(zhe)一(yi)指(zhi)向(xiang)引(yin)導(dao)下(xia)，各(ge)地(di)請(qing)示(shi)報(bao)告(gao)製(zhi)度(du)得(de)以(yi)正(zheng)式(shi)建(jian)立(li)、嚴格執行。
陳朋（江蘇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、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科研處處長）
編輯：王蕾
統籌：汪東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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