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一座圖書館的藏書看“翻譯運動”

上海圖書館陳穎館員借助館內豐富的典籍資源，對中國近兩千年來的翻譯運動做了一次考察清理，其成果結集為《譯海尋珠》出版。學者李天綱先生對翻譯運動一“事”
、上海圖書館一“館”、《譯海尋珠》一“書”作專文介紹，文章刊發在最新一期《書城》上。

文章首先介紹了翻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，認為一個獨特的新知識被發現、被創作出來
，需要通過語言、文字和圖像的形式傳遞給他人，但由於語言、文字和圖像在不同區域

、民族、國家的語族之間存在差異
，更需要進行相互之間的翻譯

；經典的移譯
，知識的傳輸
，是人間圖籍不斷增長的根本原因。中國曆史上的翻譯運動
，作者引用了梁啟超《清代學術概論》的觀點：“要而言之，中國知識線和外國知識線相接觸，晉唐間的佛學為第一次，明末的曆算學便是第二次。”《譯海尋珠》一書在此基礎上，把兩千餘年的翻譯運動劃為三次：漢傳佛教的“千年譯經運動”為第一次；“明末清初”的利瑪竇、徐光啟翻譯為第二次；開埠以後的“近代翻譯”為第三次。三次翻譯運動，本質上是三次“西學東漸”。

《譯海尋珠》充分展示的是中國曆史上第三次翻譯運動。文章介紹，第三次翻譯運動從上海的墨海書館
、江南製造局
、廣學會、同文館、廣方言館等機構開始
，在“戊戌”“辛亥”和“五四”時期達到高潮。這一運動中產生了一批精通“西學”的翻譯人才
，他們成為近代以來廣受推崇的新派知識分子。章太炎曾在清末“西學”界推薦“嚴馬辜伍”（嚴複、馬氏兄弟、辜鴻銘

、伍廷芳）。康有為則在詩文中表揚“譯才並世數嚴林”（嚴複、林紓）。事實上
，康有為、章太炎等清末學者的思想啟蒙，更多是從“西學”翻譯作品中獲取新的思想動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譯海尋珠》書中將《幾何原本》的(de)翻(fan)譯(yi)作(zuo)為(wei)第(di)三(san)次(ci)翻(fan)譯(yi)運(yun)動(dong)的(de)標(biao)誌(zhi)，這(zhe)意(yi)味(wei)著(zhe)這(zhe)場(chang)在(zai)清(qing)末(mo)重(zhong)啟(qi)的(de)全(quan)球(qiu)新(xin)知(zhi)識(shi)的(de)引(yin)進(jin)及(ji)其(qi)對(dui)於(yu)中(zhong)國(guo)近(jin)代(dai)文(wen)化(hua)的(de)更(geng)新(xin)，至(zhi)今(jin)已(yi)經(jing)持(chi)續(xu)了(le)近(jin)一(yi)百(bai)七(qi)十(shi)年(nian)。

有意思的是，《譯海尋珠》把兩千餘年的“西學東漸”劃為三次的創造性觀點，建立在發掘和整理上海圖書館特藏部的相關孤本
、善本、珍本的基礎上。據作者介紹
，上海圖書館作為國內大館，收藏明清以來的珍本善本、孤本抄本無數

，在“百家”“群書”之中，那些跨過不同文化
、根據不同語言翻譯出來的作品也不勝枚舉。

來源：《貴陽日報》